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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狂熱且專業的音樂愛好者:錢學森早年的一封“美國通信”

  近來,筆者搜集資料時發現一封錢學森寫于八十多年前的信,落款時間為1936年3月31日。其時,他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攻讀航空工程碩士學位,收件人為李元慶。這封信以“美國通信”為題名刊于1936年第四卷第四期《音樂教育》(1936年4月出版發行),未見收入已出版的各類錢學森匯編資料。

  錢學森的“美國通信”(部分:封面、第一頁、最后頁)

  筆者讀完信后頗有收獲和感觸,不僅因其豐富的內容和較高史料價值,而且信中還透露出錢學森留美初期的生活狀態。同時這封信也引起筆者的興趣和疑問:李元慶是誰,錢學森為何給他寫信,又為何刊于《音樂教育》。筆者隨后又收集資料,逐漸理清這封“美國通信”的來龍去脈。

  誰是李元慶?

  李元慶是誰?他和錢學森又有什么關系?

  實際上,李元慶(1914—1979)在近現代音樂史上廣為人知,是我國著名音樂學家和大提琴演奏家。但鮮為人知,他與錢學森還有一層親戚關系:李元慶母親錢家禮與錢學森父親錢家治是嫡堂兄妹,生于1911年的錢學森年長李元慶三歲,是其表哥。

  李元慶祖籍杭州,出生在北京,其父李學濬曾在北京大學任職。李元慶在北京求學期間就對音樂產生濃厚興趣,經常參加各種文藝活動,還自學大正琴、口琴等。1929年李元慶祖母因身體多恙返籍養病,他也回到杭州。1914年至1929年錢家治在教育部任職,錢家和李家經常走動,錢學森和李元慶兩個表兄弟交往頗多。1930年李元慶考入杭州國立藝專音樂研究會,師從音樂家李樹化學習鋼琴,同時在該會教口琴。

  李元慶在杭州期間有兩位非常要好的鄰居:一位是夏衍,另一位就是錢學森。1929年錢家治到浙江省教育廳任職,錢學森當時已考入交通大學,寒暑假都會回杭州生活。錢學森在交大期間非常喜愛音樂,不僅參加學校管弦樂隊,還讀了豐子愷的《音樂的聽法》、張若谷的《到音樂會去》、《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Literary Digest》等。不寧唯是,他還在學校里提議“集合音樂的同志,組織一個團體”,每人出些零錢湊在一起購買唱片和唱機;他還經常聽坦尼耳·羅依內曼、約爾·馬格爾、雷呵·德爾曼等人的唱片,還曾用獎學金買俄羅斯作曲家格拉祖諾夫的《音樂會圓舞曲》唱片。

  1930年暑期,錢學森因患上傷寒回杭州休學一年。當時,錢家與李家既是親戚,又是近鄰,錢學森和李元慶經常結伴去杭州青年會聽音樂。在此過程中,他們談論的話題逐漸從音樂延伸到人生觀和價值觀,尤其是錢學森從李元慶那里“略聞左翼文藝運動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交往具有“思想啟蒙”的意義。錢學森的侄女錢永齡回憶說:

  李元慶早年就讀于杭州藝專,家中都說他是共產黨,當年國民黨要抓他,住到我家,他曾與我父輩各兄弟姐妹相處很好。尤其是與錢學森伯父交往十分頻繁。他經常向學森伯父灌輸進步思想,講述民族危亡現狀,一心希望早日喚起全中國各民族的偉大覺醒。那時,他經常向學森伯父偷偷傳閱《共產黨宣言》、《辯證唯物主義》等進步書籍。

  錢學森自己后來也說,休學一年間乘機看了些科學社會主義的書,“對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知道了點底細,人生觀上升了”。1931年9月,李元慶考取上海國立音專;在上海期間,與錢學森的交往更加頻繁。此后,李元慶又前往北京和杭州等地學習音樂。1935年李元慶前往南昌,到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管弦樂隊任大提琴演奏員,直到1937年前往濟南謀職。1935年至1937年李元慶在南昌期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活動,就是參與了《音樂教育》的編輯工作。

  《音樂教育》是一份由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刊行的音樂類雜志,創刊于1933年4月,1937年12月?。該刊以推行音樂教育,提高大眾欣賞水平、奮斗精神與民族情感為宗旨。在該刊上發表過文章的包括賀綠汀、廖天瑞、錢君匋、李樹化、裘德煌、蕭而化、程懋筠、程與松、程時煃等。李元慶不僅參與編輯工作,而且還在該刊上發表和翻譯過不少音樂文章。

  錢學森為何致函李元慶

  筆者在翻閱該刊時發現,錢學森在1935年第三卷第八期上就曾發表過一篇名為《機械音樂》的文章。這篇文章頗有意思,錢學森從科學技術角度對“機械音樂”進行了價值分析及其與一般音樂的區別。

  1935年8月20日,錢學森在父親錢家治目送下(1934年底母親章蘭娟因病去世),在上海外灘碼頭登上“杰克遜總統號”郵輪,赴美留學。9月3日,“杰克遜總統號”郵輪抵達美國西海岸西雅圖,錢學森在此逗留數日。逗留之際,錢學森還不忘向當地青年會詢問西雅圖有沒有音樂廳以及哪天有音樂會,以便前往聽音樂會。隨后,錢學森乘坐火車來到位于東海岸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辦理入學手續,開始留學生活。

  赴美留學時的錢學森

  當時,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中國留學生雖有不少人,但平時要么忙于課程,要么埋頭于書本,再或者就是在圖書館和實驗室,很少時間聚在一起。錢學森到麻省理工學院的第一個學期,課程很滿,忙于論文;但很快就適應了留學生活,而且每周都會去聽一次音樂會,勞逸結合,松弛有度。

  大約1936年初錢學森收到李元慶的來信,希望錢學森談一談對《音樂教育》的看法以及介紹美國音樂界的情形。錢學森收到信后復函寄出,李元慶收到后便以“美國通信”將其刊發在1936年第四卷第四期《音樂教育》上。從內容可知,這封信實為李元慶交給錢學森的一篇“命題作業”。錢學森在信的開頭寫到:

  自從去年華北局勢緊張后,我以為國內空氣一定一變,像《音樂教育》這種雜志大概會?四?所以我在寒假的時候,雖有一點工夫,想替你們寫點東西,然一想也許現在已經用不著這玩意兒了,——就懶下來,F在我實在忙得不可開交,恐怕不能有時間寫點比較像樣的文章了。

  當筆者繼續讀完信后發現,這封信的內容非常豐富。錢學森在信中不僅介紹了美國音樂界的一般情形,而且還透露了錢學森留美初期的生活狀態,是一份彌足珍貴的史料。

  信中主要寫了哪些內容

  這封刊發在《音樂教育》上的信,共有五個版面,約2500余字;主要寫了三方面內容:一、對《音樂教育》的看法;二、介紹美國音樂界的情形;三、介紹歌劇在美國的情況。下面,不妨將其主要部分摘錄如下。

  第一,對《音樂教育》的看法

  錢學森對音樂的喜愛不僅停留在“聽”的層面,而是有著豐富的音樂經歷,例如他在交大時就是學校管弦樂隊成員;此外,他還進行過系統研究,讀過很多音樂方面的專業書籍、刊物,還發表過《音樂和音樂的內容》(《浙江青年》1935年第一卷第四期),具有很高的理論素養。留美前,錢學森就是《音樂教育》的讀者,信中寫到:

  我對《音樂教育》有一點意見:我覺得這雜志的空氣似乎太沉悶一點。我固然很喜歡你同繆先生所作的理論工夫,但在一般讀者,這些東西恐怕吃不下去。而同時對音樂的錯誤觀念仍無法糾正。所以我提議在雜志中可盡量加入國內音樂時事的記述及評論;在這記述及評論中,自然可以隨時校正時下錯誤觀念。雜志中又可加入小補白之類的東西,可以用諷刺的口吻,把報章、雜志中對音樂的錯誤指出。譬如:我前年在《現代》上看見黑櫻作的一篇小說中,說在某跳舞場中奏貝多芬的交響樂第十八支(!!!),這就是材料了。我想國內類乎此的肉麻句子一定恒河沙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

  第二,介紹美國音樂界的情形

  “美國人對音樂是否真有興趣?”這是錢學森介紹美國音樂界情形之前,提出的一個問題。隨后,他以自己的經歷對此作了回答。錢學森到美國后住在麻省理工學院宿舍,但每周都會坐車從劍橋去波士頓交響樂廳欣賞一場音樂會。在信中,錢學森介紹了去聽音樂會過程中的所見所聞,說:

  以我所在的學校而論,住校的約有四百人,但是我每星期到波士頓交響樂廳去,同我一起回校的,不過二三人。有時一個也沒有,這雖然不足憑以計算同學中到音樂會的人數,但情形不見得比中國的大學好,是可以一定的。再以到音樂會去的人之成份觀之,十之七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最少,少年中大都是中學校的女生。老年人大都是闊人,聽音樂會是上流社會的必需,可為談助的。中學校的女生恐怕是音樂教師叫她們去的。由這一點看,美國人對音樂的興趣也不見得比中國強多少。至于到音樂會去的人,是否對音樂都真有欣賞的能力嗎?也不見得。我曾聽見我的旁座在Sacre du Printemps(Stravinsky)中對他的同伴說:“Oh it`s funny”(!)但這種人在鼓掌的時候,他是很起勁的。以我常去的音樂會(Bosten Symphony Orchestra——指揮:Serze Koussavisky)而論,每曲都得讓指揮去來三次。最后一次,全隊立起,于是大家拼命鼓掌,盡歡而散。在我鄰座的十幾個聽眾中,我只看見一個人(這人也是常常去的)不是這樣,有時指揮得不好,他也搖頭,不鼓掌。

  但是這種交響音樂會,只是音樂生活的一方面,也許不能一概其余,因而下結論。因為美國電影院,上流的門票不過五六角美金,這還是晚場,日場三四角而已。但交響音樂會后排也得八角五。一定有不少人,因為太貴而不去的。再美國現在無線電,雖然十之八九是所謂“Hot music”,但每星期(自然是音樂季中)都有交響樂的廣播四五次。

  隨后,錢學森還介紹了“電臺音樂”的情況,包括時間、曲目和指揮等。不僅如此,他還特別提及福特汽車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因相互競爭,而利用廣播播放音樂進行廣告的情況。對此,錢學森似乎頗為認可,因為通過這種途徑有時還會收聽到不錯的音樂,并在還會有音樂評論人進行評論。

  第三,介紹歌劇在美國的情況

  最后,錢學森介紹了歌劇在美國的情況。當時,美國最好的歌劇院是紐約的“Metropolitan Opera”(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錢學森寫信之際,這個歌劇院剛到波士頓演出了一個禮拜。但從信中可知,錢學森對歌劇并不喜愛,甚至覺得“可恨”。這是為何?從信中可知其原委:

  我個人對歌劇是無好感的,我覺得音樂是一種最抽象的升華了的藝術,而戲劇是現實的物質的,因為這種根本的差別,要想把他們溶和起來作成一種新藝術——即Wagner`s Musicdrama是不可能的。只有跳舞(藝術跳舞)才配合音樂在一起,因為跳舞是人體表情的升華,抽象化了的,只有跳舞和音樂才能溶和在一起。偉大的跳舞家鄧肯說過:“Wagner有偉大的成就。但是這位大師也鑄了一個大錯!保ㄒ娻嚳献詡鱅thadora Duncan的“My Life”)這是很對的。Wagner的在Goetter Daemmerung及Parsifald中的美妙的音樂,可以說都糟蹋了。至于那些歌劇聽眾在每一段完了時的鼓掌,把最樂音味兒破壞得毫無,尤其可恨。

  讀信后的感想及其他

  當筆者發現這封信并讀完后不禁產生很多感想。

  錢學森寫這封信時二十五歲,青春年華。1934年7月錢學森從交通大學畢業后,沒有選擇交通部為其安排的就業實習,而是參加清華大學公費生資格考選,并獲得航空門(機架組)的名額。隨后一年,他在清華大學安排下進行專業實習,以了解國內航空科學和工業現狀,為赴美留學作好準備。

  剛到美國的錢學森,需要適應各種各樣的學習和生活。只身海外,孤寂難免,但每星期都可以去波士頓聽一場音樂會,心情愉悅;在學習之余滿足一下興趣愛好,何其美哉!筆者又不禁想,當錢學森聽完音樂會,坐在返回學校的車上會想些什么呢;蛟S是遠在上海的父親,又或許是思念已故的母親,抑或許是今后的人生!1936年9月,錢學森完成碩士論文畢業后,繼續到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師從馮·卡門攻讀博士學位。

  正當錢學森留美之際,李元慶則走上追求真理的革命道路。從1936年起李元慶先后在濟南、溫州、北京、桂林、重慶等地教學,并不斷接觸革命思想;1941年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后經友人介紹與周恩來秘書張潁取得聯系,隨即在其幫助下前往延安參加革命,先后三次受到周恩來接見。在延安期間,李元慶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教員,1942年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

  延安時期的李元慶

  1949年底,李元慶參與了中央音樂學院的合并組建工作,并擔任研究部主任;此后,又負責籌建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先后擔任副所長、所長。當時,錢學森因被困美國無法回國,李元慶就與錢家治通信以了解錢學森的境況,有時還會通過錢家治轉寄信件給錢學森;但美國對錢學森的通信自由進行限制,有時從國內寄去的信件無法寄達。直到1955年錢學森獲準回國后,錢家治第一時間將消息告訴李元慶;1955年8月12日,錢家治致函李元慶說:

  前復一信,告以致森哥信已轉去;樂譜則以不便郵送,故暫為保存。七月中旬,接汝森嫂來書,內有元慶表弟信已收到(一九五〇年八月整,即森哥欲歸不得之時起,所有家書均由森嫂執筆,而且看了不能復汝的信,是其通信自由被剝奪可知)。森哥看了,非常高興;但不便寫復信,請代問安,一切留待將來說明吧。最近又接來信(七月廿九日發),開頭就說,七月廿七日為吾輩應該紀念的一天,遙想隔岸相望,必具有同感,并有那天能走就走,請各親友暫時耐心等待。吾甥所復,亦有道理。但可說明汝森哥于一九四七年夏間歸來時,南京方面約其去講演,拒不允行;后來又派任交大校長,亦電不允應。并曾對余說,歸國效勞,是其素志;但這種政府,斷不能存在于人世間?梢娖渲救に谝。汝與森哥,素稱莫逆,敢以所知奉告,請放懷!

  1955年10月,錢學森終于回到祖國,隨后便參與導彈研制工程。其時,李元慶在中央音樂學院任職,兩人雖未能經常見面,但他們在思想和精神上是相通的,并且都在各自的事業上做出重要貢獻。

  1979年錢學森在北京八寶山參加李元慶的追悼會,參加追悼會的有還有夏衍、成仿吾、賀敬之、趙沨、天瑞、張庚、艾青、關鶴、白鷹、胡沙、李偉、陶鈍等人

  1979年12月2日,李元慶因心臟病突發搶救無效,在北京逝世。12月14日,錢學森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參加李元慶的追悼會,神情哀傷;蛟S,錢學森此時此刻正在懷念他們曾經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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